9月8日，法国国民议会将对贝鲁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表决。若动议通过，总理贝鲁需率内阁向总统马克龙辞职，政府随之解散。当前形势对贝鲁政府极为不利，也让马克龙第二任期再现重大危机，这背后折射出法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社会共识的缺失以及治理模式的深层困境。
信任投票胜算几何
贝鲁是马克龙上任以来的第六任总理，也注定将成为马提尼翁府（法国总理府）的又一位匆匆过客，原因是左右阵营对现任政府均无支持意向，也无妥协意愿。左翼联盟内部，极左翼的“不屈法兰西”与生态党直接拒绝会谈；社会党拿出“替代性预算提议”对抗政府440亿欧元的紧缩计划，遭贝鲁拒绝；法国共产党则指责总统派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
另一边，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倾向于解散议会或推动总统辞职，以加速政权更替；与其立场相近的“共和党右翼联盟”则直言“不信任一个将法国推向破产的政府”。
贝鲁的关键支持力量只能来自执政联盟内部。组成执政联盟的共和党、复兴党、地平线党及“民主独立联盟”等党派虽表态支持政府，但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目前来看，贝鲁挺过信任投票充满变数，政府垮台已成大概率事件。马克龙虽已表明拒绝辞职，但仍将面临总理任命难题。在政治极化和议会碎片化的背景下，寻找一位既有能力协调各派、又能贯彻总统意志的总理人选愈发困难。马克龙也可能转向任命一位技术官僚出任总理，以维持政府基本运转至2027年总统大选。然而，这一方案也只能暂缓政治危机，无法真正化解制度僵局。
深层矛盾与制度症结
法国的这场重大政治危机，导火索是该国2026年财政紧缩计划引发的争议，而真正的根源却是法国福利国家模式与现行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缺陷。长期以来，法国的高福利政策建立在巨额公共支出上，消费水平远超生产能力，政府债台高筑导致经济疲软。政界虽普遍认同改革的必要性，却在如何削减开支、重构公平分配制度等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屡陷僵局。
与之相伴的是法国“精英治国”模式已逐渐失效。第五共和国体制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精英阶层，但如今的这一群体既缺乏戴高乐时代政治家的战略远见与政治魄力，也日益与民意脱节。精英阶层普遍缺乏推动系统性改革的意愿与能力，多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应对危机，回避根本性制度变革。贝鲁此前将债务问题归咎为“婴儿潮世代”则典型地反映出这种困境。马克龙本人虽有改革意愿，却受限于议会格局和政治阻力，难以真正推进结构性调整。
此外，民粹主义政党正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崛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法国人感到被边缘化，购买力不足、社会福利受到削减，以及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交织成强烈的愤怒情绪。极左和极右政党借助这些“痛点”扩大影响力，不断挑战现有体制、煽动对抗情绪。例如，贝鲁提出取消两个法定节假日的建议立即被炒作成政治议题，进一步激化社会对立。民调显示，若立即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国民联盟及其盟友首轮支持率将达31%，这将推动法国政治格局进一步右倾，加剧体制内部分裂。
内政外交的双重冲击
政局持续动荡将严重削弱法国的治理效能与国际影响力。国内层面，政府频繁更替导致政策缺乏延续性与执行力，公众对传统政党的信任持续流失，不同社会群体间因利益分歧而加剧对立，“黄马甲”运动、养老金改革抗议等事件中的各类利益诉求虽不同，但同样是对现状不满的群体，甚至有可能在反对现有体制的共识下联合行动，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尽管马克龙多次呼吁“政治力量和议会力量承担起责任”，但政治倡议已难以弥合制度性分裂。当民众认为传统政治精英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时，对体制的信任危机将愈发难以逆转。
其实，法国的财政与福利制度困境并非个例，德国等欧洲国家同样面临高福利模式不可持续的挑战，寻求制度转型是这些国家共同的课题。然而，法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使其更易陷入政府轮替与改革停滞的恶性循环。第五共和国虽赋予总统较高权力，但议会与政府的制衡关系、多党制下的党派博弈，都使得政府难以形成稳定的执政基础，改革方案往往因议会反对而夭折。若不能从根本上启动制度重建与政策转型，法国将难以摆脱“反复灭火”却无法“根治火源”的困境。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内政不稳的法国也终将难以发挥领导力，其外交信誉与执行力势必因国内政治消耗而不断下降。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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